东汉以隶书碑文数量最多，篆书碑文存世的只要《袁安碑》、《袁敞碑》、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少室石胭铭》、《开母石胭铭》等少量儿种，其中石碑只见袁安父子 二碑，这和东汉盛行今文经学不无关系。东汉立干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，均为今文经学家，今文经学家兼通谶纬之学，这些经学家大多世代为显宦，其弟子学生也往 往出仕当官。从存世和著录的东汉石碑碑文看，碑主几乎都是归于今文经学派。如袁安学孟氏《易》、郑固学欧阳《尚书》，孔宙治严氏《春秋》，武荣治鲁 《诗》，祝睦修韩《诗》、严氏《春秋》。郭泰、杨震、杨著、刘熊、曹全、张表等皆通“纬学”。东汉的字书，都已用今文编写，通小学、懂篆书只是少量古文经 学家的特长，而隶书(八分)则是西汉中后期以来所通行的书体，所以东汉碑文多以今文—隶书(八分)书写。《袁安》、《袁敞碑》以篆书书写，实是特例。
从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宣帝期间的简书看，当时隶书已彻底老练，它的结体工稳扁方，用笔逆入平出，取横向笔势，波挑清楚，横竖笔画变换处方折。这一类 隶书在东汉的一些官文书以及规范严肃的场合仍一向沿袭。立于宗庙、山川、坟墓的碑文是为了崇祀神灵、敬怀圣贤，或纪功述德、垂示后昆，所以也都用这种隶书 书刻。西汉简犊中还常见有种无波挑的隶书，较简率，其书写的速度应远远快于上一类隶书，便于平时运用。到东汉后期，无波挑的隶书就逐步演化出行书和一种较 行书整齐的新式书体。古人习惯于将浅显的新书体称之为隶书，于是将这种，整齐的新式书体也称之为隶书，它就是今后开展成为楷书的书体。而将有波挑的隶书， 称之为“八分”。“八分”之称号约起于魏晋之际。这和草书演化出今草后，将本来的草书称之为“章草”，是一个道理。
“八分”之得名原由，向来有数种说法，大抵可归结为三种：一种说法是秦代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，用“隶草作楷法，字方八分，言有榜样”。认为这一书体得 名于字的标准。另一种说法是汉隶演化“渐若“八”字分散，又叫之为八分”。清代包世臣即主此说，并认为“八字“能够训背，言其字势左右散布相背。这是以笔 势横向背分而得名。第三种为北宋叶廷挂《海录碎事·文学·书札》中所录的一说，即“八分，蔡文姬云：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割李《斯)篆字二分取八分，故 名八分”。元代吾丘衍亦认为：“八分者，汉隶未有挑法者也，比秦隶则易识，比隶字则微似篆，若用篆笔作汉隶字，即得之矣。”，明代王世贞赞同之，认为汉 《夏承碑》、吴《天发神俄碑》便是八分书。A；第三说假托蔡文姬言，其书体非指有波挑的典型汉隶，姑去之不管。第一说以大小而得名，汉尺合今23厘米，字 方八分，约2厘米见方，若写于简犊，字嫌大，而比之今存诸汉碑，字又过小，以标准命名书体，也无他例，故此说缺乏信。当今赞同第二说者较多。
八分书在东汉是·种遍及用于碑文的书体，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。因为几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平时最浅显运用的书体，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场的书 体之一。东汉后期，八分书、草书、鸟虫篆是书法家们悉心研究操练的几种艺术书体。蔡A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果之最高者。汉末魏初的踵爵擅长数种书体， 而以铭石书最妙。
以汉代碑文隶书作一对比，西汉的《杨量买山地记》、《鲁孝王刻石》、《鹿孝禹刻石》、《连云港界域刻石》，新莽时《莱子侯刻石》，东汉前期《三老讳字忌日 记》、《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》、《大吉买山地记》等刻石波挑很少，而到东汉中后期，碑文则遍及用八分书书刻。自清代后期碑学盛行以来，一些研究汉碑的专家 都认为东汉巾期曾经碑文书法古拙，到担、灵之际隶书方才老练，代表之作是这一期间名碑巨刻上的八分书。随养汉简和汉代其他带字器物不断大最出土，晓得前人 根据汉碑上书法的变化来描绘汉代书法史的开展是偏失的。西汉中期呈现横势带波挑的隶书后，至宣帝期间就已有定县八角廊汉简那样老练的八分书了。而不带波挑 的隶书，自西汉中期今后一向是作为平时使用的首要朽体而沿习。关于带波挑的隶书与不带波挑的隶书，有人别离将其名之为“典型隶书”和“浅显隶书”o＇这两 种书体在西汉中后期即各自开展，但也彼此有所影响。西汉至东汉前期的一些隶书碑文，并无激烈地体现书法艺术的意识，故石质粗砺，制造不考究，石面不平枯， 也不打磨，刻工简率，书写都是用日用的“浅显隶书，近两千年后看这些斑斓残种的著作，天然会发生一种朴茂浑雄的感受。因为东汉标榜名节，发起孝道的时髦， 迷信神仙、寻求奢侈的习俗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遍及喜爱的心思，以及书法家集体逐步发生等一系列要素，促进了碑文在桓、灵期间很多发生。而八分书工 整华美，笔法丰厚，装饰性强，是当时最适合用于碑文，又能充沛体现书法美的书体。因此，东汉中后期的闻名碑文JL乎都是用八分书书刻。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 已属非浅显隶书，用于碑文，以示严肃。这种将整齐而非浅显的书体用以书写碑文的表象，历代甚为遍及。所以汉代碑文L的书法，并不实在地反映出一条文字与书 体开展演化的轨迹。
可是不管怎么说。东汉中后期很多的碑文，是当时艺术家们发挥书法才干技艺的最首要的场合之一。现存的《蔡巾郎集》辑收了蔡琶所撰文约90篇，而刻于贞氓之 碑文称颂即有36篇，书写这些碑文应是蔡邑自己或书艺足以相等的人。东汉立碑，对碑石的质量、制造、书刻都非常考究。碑石要派人外出收集，要打磨平光，并 加以雕饰，要请赁手工高明的石工。如《孔宙碑》记有：“故吏门人，乃共阶名山，采嘉石，勒铭示后。”《衡方碑》有：“国内学生故吏，口口采嘉石，树灵 碑。”已佚失的《武梁碑》有：“竭家一切，选择名石，南山之阳，摧取妙好，色无黄斑，前设坛惮，后建祠堂，良匠卫改，雕文描写，罗列成行，撼骋窍门，委逝 有章，垂示后喇，万世不亡。”《张迁碑》特“赁师孙兴，刊石立表”。故东汉名碑如《乙瑛》、《礼器》、《史晨》、《曹全》、《张迁》诸碑及《熹平石经》 等，石面皆平坦光洁，历1800年而不剥蚀。石质粗砺仍是细润，对刊刻甚有影响。上述数种丰碑巨刻，石质皆精密，刊刻工致，双刀斜下，字门光润，充沛体现 了书写的原貌。特别《礼器》、《曹全》碑，笔画起讫提按，毫芒毕现，如睹墨迹。可见当时石工技艺，代相教授，精雕细镂，造就极高。而摩崖刻石，则因山就 便，稍加整著，大书深入，椎凿而成，字口脱落，浑沦苍莽，皆粗具规模，不求详尽。如《西狭颂》雄峻方整，已是摩崖刻石中精微之作了。这是刊刻因石质不一样而 方法有异者，也有刻手低劣，不能体现笔意者，如《鲜于磺碑》，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，其书者水平可与《张迁碑》相领顽，而刻工不称，用刀平切直下，致使笔画 呆板臃肿，大为减色。东汉初的《三老讳字忌日记》石质坚好，打磨也较平光，而当时石工所能把握的刀法皆非常简略。清后期金石家魏锡曾在《绩语堂碑录》中有 其对《三老讳字忌日记》刻法调查的描绘，云：“《三老》椎凿而成，锋从中下，不似他碑双刀，故每作一画，石肤诉裂如松皮。”这种刻法仍是秉承西汉以来简略 的刀法，与大多东汉摩崖刻法也大致一样，其所出作用并不是书丹的笔意。放下刻工简率的碑文不管，即使较忠实地依照书丹字样仔细摹刻的碑文，也多少会走样， 更何况临池所用的拓本，尚要经椎拓、装裱等工序，故碑文的字与墨迹总是有必定间隔的。宋代米带认为：“石刻不行学，但自书使人刻之，已非己书也，故必须真 迹观之，乃得趣。，以米带为代表的对立学石刻上的字，首要是因为石刻文字经几道制造工序后，已反映不出实在的笔法。可是在清末民国汉简尚未很多出土之前， 大家无法见到汉代人的墨迹，学汉隶首要是从碑文下手。清代碑学派书家是从二王藩篱外另辟蹊径的，故对传统的笔法并不在乎，而将汉代碑文由笔法与刀法相结合 的形状，包含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的痕迹，所构成的生拙的笔画和古拙的气味，称之为“金石气”或“石气”，来作为自己发明新笔法的滋补。所谓的金石气是难以用 语言表达的，彻底凭自己的喜爱、寻求去探索和领会。清末书法家姚孟起《字学臆参》中说道：“临汉碑宜有石气，然非拳曲之谓也。问：何谓石气？日：不行 说。”“作隶须有拙笔，乃古。”客观事实上，汉代石工那种简率的刀法，并非是要想在书法的基础上作艺术的再发明，而是一种技艺上的不老练，但它在清代碑学 派书家眼里，却恰是他们所要寻求的一种初始美、朴素美，所以清代碑学派是循古而立异的门户，当汉简很多出土，在能见到汉代人墨迹的近现代，汉碑仍是学习隶 书的最好范本。这是因为汉简字小，小字的笔法结体同大字有异，虽可扩大影印，也不必定适协作大字临习。别的，汉代铭石书之规整茂盛的结体、生拙古拙的笔 画、单纯天然的意趣，以及个性纷呈的品类，都显示出无量的魅力。